我的第一堂课
　　　　　　　　　　　　　　　　我的从教之路（一）

　　预备铃已经响了，学生们已经坐在教室里静静地等待着新老师。可我还在教室外面徘徊，心怦怦直跳。
　　这是我实习的第一堂，时间是1981年春天，地点在四川省郫县一中。按道理我不应该紧张的，因为我对即将要上的这篇课文《五人墓碑记》备得相当充分仅教案就写了半本备课本！
　　冯老师搬着一把藤椅过来了，他问我：“还在紧张？”我点点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儿，不过就是一堂课嘛！”
　　我的实习指导老师姓冯，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老师。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作为我的语文教学启蒙老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刚到郫县一中，我按实习要求先听了他一个星期的课。说实话，他的课算不上多么精彩，但朴实无华，非常实在，条理特别清晰。记得在备课时，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备课时，首先要想我们要给学生一些什么，而不是想我们在学生面前炫耀一些什么。”我曾经在《五人墓碑记》的教案中，写了许多补充的知识，包括作者的趣事和周顺昌的逸闻，他看了却将这些内容删去了。他说：“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适当增加一些背景内容是可以的，但必须适度，如果喧宾夺主就不好了。课外的东西，是永远补充不完的！我们首先要给学生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再次强调：“应该强调学生的需要，而不是教师的炫耀！”应该说，这些话至今还经常在我耳边响着。
　　尽管备课很充分了，但为了上好第一堂，我向冯老师提出，先在他面前试讲一次。他欣然同意了，于是，在正式上课的头天晚上，我在冯老师办公室给他一个人上了一堂课。
　　然而，在冯老师面前上的这堂课却失败了！也正由于这堂课的失败，使我心中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情况是这样的
　　虽然面对只是冯老师一个人，但我想像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班的几十名学生。进办公室前，我花10多分钟的时间准备并背熟了一段开场白。一进办公室，我面对冯老师和假想的学生便背诵了起来：“同学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在我们民族的英雄史册上，可谓群星璀璨……”背完了开场白，我就开始背教案。我年轻时记忆力特别好，因此，背起教案来也滔滔不绝。然而，本来我是讲一节课的，我却将两节课的教案背完了！更要命的是，我把两堂课的教案背完后，居然连一节课的45分钟时间都还没用完！
　　“下课”后，我很着急：“冯老师，看来明天上课的内容还不够，可我现在来不及补充内容了呀！”
　　他对我说：“这堂课，你主要是在背书，而不是讲课。如果是讲课，就得考虑学生的反应，还要提问并和学生一起讨论，这都要花时间的。你紧张什么呢？你也不用再准备什么内容了，明天上课时安排一下学生读书、讨论，就行了！”他还说：“我看你刚才是一句接一句地背诵教案，没必要嘛！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呢？你要说什么不说什么，学生根本不知道，你比教案上写的多说了一句或少说了一句，学生也不知道，你何必紧张呢！完全可以从容一些嘛！”
　　当天晚上睡在床上，我辗转反侧。试讲的失败，使我怀疑我是否是做语文教师的料。其实，1977年底，在农村已经插队一年的我，在高考志愿上填“师范学院中文系”时，眼睛是盯着“中文系”三个字的，因为我从小就想当作家。而之所以要填“师范学院”是因为那时我天真地认为教师子弟报考师范院校也许会有所照顾实际上在那一年，这种照顾根本不存在。后来我进了四川师范学院（现改名为“四川师范大学”），才发现，我离“作家” 相当遥远且不说许多文学名著我闻所未闻，即以师范学院的培养目标而言，我毕业后只能去中学教语文。不过，我仍不甘心，偷偷地模仿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写了不少“朦胧诗”。我总觉得我是不适合于做语文教师的。这不，连试讲都失败了，明天我怎么面对学生上第一堂课呀？
　　自卑和焦虑，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现在，马上就要进教室了，我怎能不紧张？
　　冯老师见我还教室在教室外发呆，便提醒我：“马上就要拉正式上课铃了！”我一脸痛苦：“冯老师，我，我今天能不能不上，让我……再准备准备，明天，再上？”
　　他表现出少有的强硬：“不，非上不可！总要过第一关嘛！”他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我昨天不是给你说了吗你多说了一句或少说了一句，学生也不知道，他们手里又没你写的教案，你何必紧张呢！”
　　冯老师的话刚说到这里，正式上课铃响起了，他赶紧又补充了几句：“这堂课不管你得如何，也不管你讲多少，只要你能上下来，就是成功！”
　　我几乎是被他推进教室的！
　　我一跨进教室，掌声就响起来了满教室比我小不了多少的高中生们以真诚的掌声欢迎着我，也鼓励着我。
　　“谢谢同学们！谢谢！”我对学生们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样从心底流出来的。
　　教室里很快安静了，学生们用明亮地眼睛注视着我，像朋友一般亲切，这种感觉与昨天试讲时假想学生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学生纯真的目光，使我很容易也很自然把他们当作了朋友。是呀，在朋友面前还有什么紧张的呢？而且，既然是面对朋友，有什么心里话不能说的呢？
　　于是，我完全是情不自禁地对学生说了一段我事先根本没有准备的话：“同学们，今天我给你们上的这一堂课，是我实习的第一堂语文课，也是我一生语文教学生涯的第一堂语文课。为了上好这堂课，我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很久很久，你们看，”说着我扬起了手中的备课本，“教案我就写了半备课本呢！但是，昨天晚上在你们冯老师面前试讲时，我却失败了，昨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刚才我都不想进教室了。但是，现在看到同学们这么信任我，你们的掌声是那么热烈，你们的目光是那么真诚，我开始有了信心。同学们，我这堂课也许仍然谈不上成功，但我会尽力的，请大家给我朋友般的鼓励和支持！”
　　掌声再次响起来，比刚才更热烈。
　　“好，那我们今天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五人墓碑记》。”我提高了声音，同时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大字：五人墓碑记。
　　吸取昨天晚上试讲的教训，我先请同学们朗读，我再范读，然后才进入时代背景的介绍。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学生的掌声，也许是学生的目光，总之，真正面对学生我倒不紧张了，而且慢慢进入了课文的角色。当我给学生讲五义士的事迹时，不但我自己越讲越激动，而且学生们的脸上也显出了悲愤激昂的神色。仿佛刚上课不久下课铃便响了起来，结果那堂45分钟的课，我连教案上确定的第一堂课应该完成的教学教学任务都没完成！
　　下课后，我沮丧地对冯老师说：“今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连教学任务都没有完成！”
　　他却满面笑容地拍着我肩膀说：“很好！没有背教案，而且你很有激情，把学生都感染了。”
　　我当然知道冯老师是在鼓励我，但这堂并不成功的第一课，却给了我信心：我是可以上好语文课的。

“刘江事件”
　　　　　　　　　　　　　　　　　　我的从教之路（二）

　　实习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课堂上显然自如多了。可能是由于年龄相近的原因，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不错。然而，不久我却和一个学生发生了冲突
　　这天，我正在批阅学生交来的作文《人物肖像描写练习》，刚翻开第一本作文，没看几行就感到不对：这不是在写我吗？“语文实习老师，二十多岁，中等个子，戴着黑边眼镜……”文章虽然病句成堆、错字连篇，但作者却用上了许多调侃的词句，不伦不类的比喻和夸张，以嘲讽和挖苦的态度，对我进行丑化和侮辱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看作文本封面的名字：刘江。
　　虽然我还叫不出所有学生的名字，但“刘江”这个名字却非常熟悉。这个男生成绩差不说，行为习惯也很差，上课时常常违反纪律，我批评过他几次。就在今天上午大家都在作文时，他居然哼起了流行歌！我毫不客气地狠狠批评了他，叫他认真写作文；当时，他很不服气，　　写作文时还气呼呼的。没想到，他当时正把对我的仇恨发泄到作文中。
　　我气愤地把本子一扔。看来这个刘江正是想以作文练习的方式来侮辱我。想让我难堪？哼，你小子还嫩了点儿！我决定把这篇作文在班上公开，让他知道我是谁！
　　于是，在作文评讲课上，我对大家说：“今天，我要念一篇奇文。这篇文章奇在何处呢？同学们听了就明白了。”
　　“‘他戴着X光做成的镜片’，”我一边念，一边“评讲”，“哎呀，了不起！我原来只知道X光是一种穿透力很强的电磁波，可以勇于照相技术、医疗透视等方面，可是想不到，这种光还可以被制成镜片。妙！想必是作者自己发明的吧。由此可见，作者还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的这一最新科研成果，对人类贡献之大，绝不会亚于爱因斯坦！”
　　教师里响起暴风雨般的笑声！
　　我不仅抓住文章的病句进行无情地嘲讽，还把文中的错字一个一个地写在黑板上，共五十六个。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说：“你们笑什么？这些并不是错字，人家是在进行大胆的创新。在短短的文章中，作者便创造出这么多的新的汉字，为丰富祖国的文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露出“钦佩”的神色。
　　刘江开始还故作镇静，甚至还附和着大家的笑声皮笑肉不笑地咧咧嘴。慢慢地，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现在已经把头低下去了。我得意极了，立刻乘胜追击：“如此美妙的文章，真应该拿去发表，那样既能得稿费，又能出名，可谓名利双收。然而作者却把它交给我，唉，真遗憾！我现在是腰无半文，实在无稿费奉送，深表歉意。不过，利虽然没有，名倒可以让他出出，总要占到一头嘛！因此，让我在这里公布作者的大名，”我停了一下，朝刘江看去，他简直要哭了，正在用眼光哀求我口下留情。我装着没看见，一字一顿，极为庄严地说道：“这位天才的业余科学家，未来的爱因斯坦，杰出的文字学家，优秀的杂文家，当代的鲁迅，就是我们高一（一）班学生刘、江！”
　　又一个笑的巨雷炸响了……
　　“李老师，真痛快！”“刘江太不像话了！就应该这样收拾一下！”下课后，许多学生都对我这样说。学生们的话，极大得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但也有学生说：“看不出来，李老师还有那么大的脾气！其实，李老师没必要和他计较的。”一周多的接触，同学们在我面前已经无拘无束，说话非常随便。
　　这话却使我心里一跳：看来，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认为我是对的。
　　这使我“胜利的喜悦”大打折扣，心里甚至有些隐隐不安。特别自那堂作文评讲课以后，刘江看见我就躲，上课也无精打采，像霜打过的叶子，我就感到一种虚脱般的疲惫。
　　那几天，我常坐在办公室发呆，手里捧着语文书却很久看不完一页。我心里特别难受：你以为你胜利了吗？一个堂堂的语文教师，对付一个小小的中学生，究竟算得了什么呢？在大庭广众之下，你以一种自以为巧妙的方式收拾了一个对你“大不敬”的人。可这个人是谁呢？仅仅是一个写文章“丑化”了你的学生，对他，你用得着这么煞费苦心、全力以赴地发挥你雄辩的口才、集中你旺盛的斗志、搜罗一切幽默之词、调动所有挖苦之语来热嘲冷讽、嬉笑怒骂、穷追猛打、置之死地吗？你还算是老师吗？还算是男子汉吗？还算是李镇西吗？从实习的第一天起，你就立志要做热爱学生的好老师，然而，对待有缺点的学生，你不是怀着教师的责任心去帮助他，而是出于个人的狭隘心胸去报复他，这岂不是太自私、太虚伪吗？
一阵阵无情的鞭子抽在我的身上……
　　冯老师显然看出了我的情绪变化，问我有什么心事，我便把“刘江事件”告诉了他。他严肃而真诚地对我说：“做老师一定要有博大的胸襟，对学生要有宽容心。你一定要主动找刘江谈谈，向他道歉！最好能在全班表示你的歉意！”我感到为难，他说：“向学生认错，只会赢得学生真正的尊敬。”
　　刘江不过是在作文中对我不够礼貌，而我却当着全班学生羞辱了他。按说我的确应该在全班向他道歉的，但当时我实在没有那个勇气。真的没有！
　　不过那个周末下午放学后，我主动找到刘江，向他表示歉意。整个谈心过程中，我一句批评他的话都没有说，只说我因为顾自己的面子而伤了他的面子……最后我说：“我不是一个好老师，请你原谅！”他开始很惊讶，后来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很久，直到天色渐渐黑下来，他才挂着泪水回家去了。

从“打倒语文”到“语文万岁”
　　　　　　　　　　　　　　　　　我的从教之路（三）

　　“打倒语文！”这是语文课代表对我说的一句玩笑式的话。当时，我问她同学们喜欢不喜欢语文，她便用那个年代特殊的语言表达对语文的感情。和她一起来的几个学生也附和着说：“就是，就是！我们不喜欢语文！”
　　学生们不重视语文，我是知道的；但对语文厌恶到了要“打倒”的程度，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问他们：“难道冯老师的课上得不好？”
　　“不，冯老师的课当然上得很好，但下课我们就不想翻语文书了。一到考试，就背呀背，什么文学常识，什么动宾动补之类，真烦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语文可不只是死记硬背呀！”我又问：“那同学们喜欢诗歌、散文、小说吗？”
　　“不喜欢诗歌、散文，但喜欢看有些小说。”学生们异口同声。
　　“哪些小说呢？”我来了兴趣。
　　“《福尔摩斯侦探案》”“《希腊棺材之迷》”“《东方快车谋杀案》”“还有《基督山伯爵》”……学生们纷纷向我说他们读过的书。
　　“《红岩》、《青春之歌》呢？读过吗？喜欢吗？”
　　“看过，但不喜欢！”课代表直率地说。
　　“对，对，我们不喜欢。这些书没意思！”又是异口同声。
　　我竟一时找不出什么话来开导她们。想了一会儿，我说：
　　“为了提高你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欣赏水平，以后每天中午，我给你朗读一些优美的诗歌、散文，好吗？”
　　以后每天中午一点钟，学生们总会准时来到教室里，听我朗读、讲解优秀的诗文。《黑牢诗篇》让他们了解共产党人钢铁般的信仰；《雷锋之歌》为他们展现出新中国曾经有过的温馨的风尚；《将军，不能这样做》使他们明白极少数败类是怎样损害着党的形象；《小草在歌唱》使他们看到真正女英雄张志新的坚贞不屈……
　　学生们对我朗读越来越感兴趣。有一天中午，我陪朋友上街吃饭，回到学校已经一点半了。我突然想起为学生读书的事，赶忙跑到教室，结果教室里满满地坐着全班学生，他们见我来了，都欢呼起来。
　　在星期天，我们经常还走出校门，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处著名古迹“望丛祠”，这是古代蜀国望帝杜宇、丛帝开明的祀祠。虽然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但祠内枝繁叶茂的翠柏依然静静地掩映着风韵犹存的楼亭池榭。在这古典的氛围里，我和学生们围坐在参天古木下，吟诵着瑰丽的唐诗宋词；在这“杜鹃啼血”的地方，我们体味着“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动人传说。
　　四月的成都平原，真可以用“锦绣大地”来描述。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青青的麦苗正在骄傲地拔节，怒放的油菜花肆无忌惮地挥洒着自己的耀眼的辉煌和醉人的芬芳……正是在这如花的季节，我和一群如花的少男少女一起走进了方志敏也走进了朱自清，走进了郭小川也走进了舒婷……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会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自信的，朋友！”
　　我至今记得当时我是在一片金色的油菜花地旁给学生朗读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这段文字的。学生们坐在田埂上，和暖的阳光洒在菜花上，也洒在学生们的身上。眼前的景象真是如“明媚的花园”一般灿烂！
　　“这是李老师最喜爱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方志敏烈士用生命写成的遗言！”我动情地说道，“每读一遍，我都忍不住要想，为什么方志敏能在敌人牢狱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呢？因为他坚信，他虽然倒下来，但壮丽的事业自有后来人继承，美好的理想一定会在后来人的手中变成现实。而这个’后来人’不正是包括你、我、他，包括我们在坐的每一个同学吗？”
　　那一刻，每一个学生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少有的庄严。
　　更多的时候，我是结合课文给他们扩展文学的视野。讲《荷花淀》便推荐孙犁的《白洋淀记事》、讲《一月的哀思》便推荐李瑛的《难忘的一九七六》、讲《拿来主义》便推荐鲁迅的《灯下漫笔》……当时，中国的文学刚刚解冻，许多尘封已久的中外名著陆陆续续摆在了书店里。我给学生们推荐《给战斗者》、《雷雨》、《围城》、《红与黑》、《高老头》、《斯巴达克思》《巴黎圣母院》……
　　过了一段时间，语文课代表来到办公室，交给我几个硬皮笔记本：“李老师，这是我们写的读书笔记，您帮我们看看吧！”
　　我接过来翻了翻，嗬！上面写的都是读书心得，还有摘抄的朱自清的《匆匆》和北岛的《回答》……
　　“咦？”我故意迷惑不解地对她们说，“你们不是不喜欢语文，还叫嚣要’打倒语文’吗？”
　　“语文万岁！”回答我的，同样是那调皮的语言和爽朗的笑声……

理想与激情的期盼
　　　　　　　　　　　　　　　　我的从教之路（四）

　　离早读课还有二十多分钟，在平时，大多数同学还没有来呢，来得早的机个同学也是闹闹嚷嚷、嘻嘻哈哈的。可那天，教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全体同学，他们都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到来。
　　“李老师，您今天真的要走吗？”我刚一进去，坐在靠门的一个男生便问道。
　　我点点头。
　　“李老师，您看，因为您要走，老天爷昨晚都哭了。”一个女生低声说道。她正在细心地擦黑板，好像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讲课。
　　我苦笑了一下。果然，此刻，天空阴云密布，像同学们带着忧伤的脸。
　　教室里静静的，好像没有一个人。
　　“嘀铃铃……”早读课开始了。
　　“起立！”同学们应声整齐地站了起来。我恭恭敬敬地给大家行了最后一次礼。
　　“同学们，今天，我要与大家分别了。”我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临别之际，我给同学们朗诵一首诗。”
　　教室里非常安静。我用普通话开始朗诵：“《惜别献给亲爱的同学们》”刚念完题目，我就感到鼻子发酸，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千万不能流泪！五十二双眼睛正望着你。我这样告诫自己。于是，我抑制住悲伤，继续念了下去，声音缓慢而低沉。
　　随着自己的朗读，我的眼前出现了两个月实习的时时刻刻：每一次上课前的激动，每一次下课后的兴奋，每一个灿烂的早晨，每一个绚丽的黄昏……
　　终于念完了最后一句，我抬起头来，许多同学的脸上都挂着泪水，有的还伏在桌子上，肩头轻轻地抽动……
　　一个多小时以后，当坐在了回学校的客车上时，窗外的学生们还在下面久久不愿离开。车终于开动了，我回望窗外，看到一群学生正跟着汽车跑，一边跑一边哭喊：“李老师再见！”
　　这个我永远难忘的场面，成了我以后教育的情感动力。
　　回到学校，又开始了最后一学期的学习生活。这期间，有几件事对我思想触动极大，以至于影响到我以后的教育。
　　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看见了一个带着孙子来讨饭的老人。应该说，乞丐我也不是第一次见了，但这一老一少却让我特别难受因为老人掏出怀中的一张介绍信给我们看，上面写的内容大致是“因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外出求助，望沿途革命群众给予帮助”云云，落款是“河南杞县××公社”，并盖有大红公章。特别刺我眼睛的是，介绍信上专门说明这位乞讨的老人家庭出身为“贫农”！
　　当时正是晚饭的时候，我去食堂给这祖孙俩打了饭菜让他们吃了，然后给了他们不多的一点钱和粮票。但他们走后，那介绍信上“贫农”两个字一直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解放已经30余年了，居然还有“贫农”？当时年轻的我是很难想通的。当天夜里，我提笔给河南杞县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在这长达6000千多字的信里，我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位“父母官”工作的失职，要求他以焦裕禄为榜样，把老百姓的生活真正放在心中……
　　也许有人会笑我当时的天真，是的，连我自己回想这件往事也感到自己当年的幼稚。但那份真诚，那种责任感，我一直保持到今天。
　　过了不久，《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又让我彻夜难眠。这篇文章题目我记不得了，内容是说宁波一位叫“范熊熊”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因与党内“不正之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腐败现象”）顽强斗争而遭到打击，最后毅然蹈海自尽她想以自己的生命来呼唤正义！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那一段时间我心中的焦虑与悲愤让我窒息……
　　人们常说一本书可能改变人的一生。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在我大学毕业前夕，确有一本书把我窒息中解脱出来，让我看到了一些希望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本书是请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笑我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直到现在，我在外讲学时还常常谈到，我是怀揣着一本《青春万岁》走进中学校园走进语文教学课堂的。这绝非虚言。《青春万岁》描绘的是50年代初期北京某女子中学一个班集体的生活。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王蒙19岁时写的这部处女作显然还相当稚嫩，但书中洋溢的青春气息却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郑波、杨嫱云们那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情怀，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从书中看到，在我们共和国的清晨，原来有过那么绚丽的霞光那么纯净的空气！
　　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我即将踏上的中学讲台，年轻的心房一下被理想的激情和创造的冲动所鼓涨：我无力解决一个又一个“贫农”的饭碗，更无力改变正在一天天恶化的社会风气；但我以后是教师，我可以通过培养一批又一批纯正的学生为我们的社会注入越来越多的新生命，我可以通过教育为我所热爱的国家做我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一定要把我带的班也建设成为《青春万岁》所描绘的那样的班级！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禁不住为当年的纯真而感动！
　　于是， 1981年底，我在校园期盼着毕业，憧憬着春天……

初登讲台
　　　　　　　　　　　　　　――我的从教之路（五）

　　正式站在中学语文讲台上执教的第一节课，是上《卖炭翁》。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开学的第一天。
　　因为是第一堂课，所以来听课的人很多――语文组全体老师和教导主任都来了。尽管如此，和当初那实习的第一堂课相比，我倒不显得紧张。自我感觉讲得不错。
　　课后，教导主任专门找到我：“小李，从这堂课来看，你素质不错，具备了成为优秀语文教师的基本功。但备课一定要更加细心，知识一定要更加准确，治学一定要严谨。比如，你刚才讲‘半匹红?一丈绫’说是‘半匹破麻布’，不对，‘?’和‘绫’都是指‘丝织品’。”
教导主任并不是教语文的，他的教专业是地理，但他如此博学让我敬佩；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不多的话中记住了两个字：“严谨”。
　　记得那堂语文课是上午最后一节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位男生主动和我同行。我当然很乐意和他们聊聊，因为我很急于听听学生对我第一堂课的反应。我开门见山的问他们：“李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怎么样？”
　　两位男孩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互相看了看，好像这个问题把他们给难住了。不过很快，那个高个子男生便说话了：“李老师的普通话说的很好！”
　　矮个子男生忙说：“就是就是！李老师是北方人吗？”
　　我笑了：“我是四川土著人！”
　　其实我的普通话并不太标准，但因为四川人说普通话都不太容易说好，因此，和老教师比，我的普通话似乎还算不错的――学生们当然不会知道：为了能够准确地区分平舌音和翘舌音，在大学我像背英语单词一样，死记硬背了许多有平舌音偏旁的汉字啊！
　　但难道这堂课我只是普通话说的好吗？我有些不甘心地追问：“你们听懂了吗？”
　　两个男孩一边使劲点头一边说：“听懂了！”
　　但高个子男生还说了一句：“我觉得李老师讲得太慢太细了。”矮个子男生又附和道：“就是就是！李老师讲的好多都是课文注释里有的。”
　　童言无忌！书上写明白了的我就少讲甚至不讲，这是第一天我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教学启示。
　　严格说起来，后来我大刀阔斧的进行课堂教学改革都是源于这一个朴素的道理：不要把学生当傻瓜！学生懂了还用得着老师喋喋不休吗？
　　当时我之所以要进行课堂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要挤出时间给学生读小说。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王蒙的《青春万岁》，我决意要把这部作品推荐给我的学生们。于是，在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节语文课快下课时，我对学生宣布道：“从下周起，如果同学们学习自觉，李老师将奖励同学们――给大家读长篇小说！”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学生欢呼的情景。
　　孩子毕竟是孩子，为了得到我的“奖励”，学生们基本上用不着我怎么严厉的督促，都能自觉预习复习，课堂上听讲更是格外专注。这样，一个星期中，我一般能挤出一节语文课给学生读小说。
　　但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学生们觉得一周听一次简直不“解渴”，纷纷要求我第二天接着朗读。于是，后来除了每周一节语文课之外，我还利用班主任每天读报课的２０分钟给学生读小说，有时甚至在中午也到教室里给学生读。
　　当然不仅仅是读，其中也伴随着我情不自禁的讲解；学生也不仅仅是听，他们在我的要求下，随时写读后感――《青春万岁》整整读了一学期，每个学生的读后感也写了整整一学期！
　　那以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青春之歌》《爱的教育》《烈火金刚》《悲惨世界》……陆陆续续走进了我的语文课，也走进了我学生的心灵。每学期为学生读一本长篇小说，成了我语文教学最受学生欢迎的的“保留节目”。
　　当时，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念”，只是觉得我应该用我的文学爱好去感染学生，因为我不能设想：语文课离开了文学，还会有什么“魅力”？也正是为了让语文充满文学的魅力，我有时甚至把语文课堂搬到了大自然里――星期天，我常带着学生到野外去面对大自然进行“文学写生”：在乐山大佛对面的绿岛上，在朴素的农舍前或静静的小河边，我引导学生用笔将自己的心灵所捕捉到的大自然之美用诗或散文描摹出来，让他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净化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初登讲台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和学生一起度过――我不觉得辛苦，因为和学生共同沉浸于文学，是很幸福的！更何况，对孩子的爱，必然赢得孩子纯真的童心――记得上课不到一个月，我嗓音便嘶哑了，有学生悄悄地将药塞进我的宿舍门。我拿着药在班上问是哪个同学送的，全班学生没一个承认，每一个孩子都对着我调皮地笑着。金色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进教室，洒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太阳的光泽。这温馨时刻的一双双眼睛触发了我的灵感。当天，我写下一首短诗《眼睛》，我在诗中真诚地赞美孩子纯真的眼睛，进而赞美孩子们纯洁的童心。
　　这首后来在报上发表的小诗，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

班歌的诞生
　　　　　　　　　　　　　――我的从教之路（六）

　　1983年10月的一天，在乐山一中初八四级一班教室里，同学们正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一件大事──
　　谁来为我们的班歌谱曲？
　　原来，这个班经过我和同学们两年的努力，已经成了充满温暖的大家庭，为了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班集体更加富有特色，同学们为她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未来班”，并设计制作了班徽、班旗，还写了班歌歌词，拟定了班训（“正直、团结、勤奋、创造”）。我们决定1984年新年到来之际，隆重举行“未来班”成立大会。现在，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就剩下班歌歌词还没有谱曲。
　　虽然最后确定的班歌歌词只有短短十几行,但这是全班同学集体创作的结晶。当初，我曾想过由我一个人写，或者指定几个“写作尖子”写，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让全班每一个同学都写了一份歌词这是一次最自然的写作训练，每位同学都倾注了自己最真诚的感情。五十多份歌词交上来后，我作了修改加工，然后再让学生讨论，现在终于定稿了。
　　是呀，由谁来为我们的班歌谱曲呢？讨论中，有同学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建议：
　　“我们请谷建芬阿姨谱曲吧！”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一致赞同。是啊，一提到谷建芬，同学们耳畔就回荡起《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优美的旋律。若是谷建芬阿姨真能为我们谱班歌，那该多好！
　　我用作文课的时间,让每一位同学都给谷建芬写了一封信―－这又是一次自然而然且饱含真情的作文训练。我也附上一封短信：“谷老师，如果您能为我们的班歌谱曲，这对于帮助孩子们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树立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将是很有意义的的。”
　　仅仅过了二十几天，一封来自“北京中央歌团”的信，送到了我的手中，拆开一看，是谷建芬同志的回信──
李老师：您好！
　　来信收到。为孩子们写歌是我们的职责，正因为我们写得太少了，所以孩子们才要唱歌，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意见么？我常常是忙了东头顾不了西头，忙了大人的忘记了孩子，这很不应该！能为你们写歌，为孩子们增添一点快乐，我是很高兴的。
　　…… ……
　　“谷阿姨答应为我们谱班歌了！”读着谷建芬阿姨的来信，同学们欢呼起来！
　　为了让作曲家对“未来班”有更全面具体的了解解，我布置学生们以《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班集体》为题，以书信体作文的形式给谷建芬同志的回信，对“未来班”的班风特色作了一些介绍。谷建芬同志被深深地感动了。孩子们的纯真激起了她创作的灵感，她请著名歌词作家王健同志对歌词作了一些修改，于是，在作曲家充满魅力的琴声中，一首特为“未来班”创作的班歌──《唱着歌儿向未来》诞生了！
　　1983年12月19日，同学们又收到了谷建芬阿姨的来信──
“未来班”的孩子们：你们好！
　　曲子谱好，随信寄给你们。这支歌，请你们试唱，有什么意见望告知。
　　（我因开会刚回来，曲子未能及早谱出，请原谅。）
　　…… ……
　　还有一张大大的信笺，上面是谷建芬阿姨写的歌谱。
　　教室里沸腾起来！同学们急切要求我马上教大家唱。很快地，这支欢快的歌儿便从“未来班”同学的心灵中飞出，飘荡在校园……
　　1984年的渐渐临近，同学们都说要给谷建芬阿姨一份新年礼物。送什么礼物呢?
　　有同学说：“寄点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去！有的同学说：“寄一束鲜花去！”有的同学说：“寄去我们乐山的风景画片去！”还有同学说：“请谷建芬阿姨和王健阿姨来乐山作客！”……
　　我说：“对于歌曲作者来说，最大的欣慰，莫过于自己的作品被人演唱。我们还是为谷建芬阿姨唱几支歌吧！把你们的歌声录在磁带上，寄到北京去，这才是最有意义的礼物呢！”
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个主意好。当时，离元旦只有一周时间了，为了让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在元旦前送到谷建芬阿姨手中，那几天，同学们利用午休和下午放学后的一点时间聚集在教室里，在我的指挥与口琴伴奏下，一首又一首地练习演唱着谷建芬阿姨创作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脚印》、《校园的早晨》、《采蘑菇的小姑娘》、《那就是我》、《咪咪曲》……当然，同学们唱得最好的歌还是那支《唱着歌儿向未来》！
　　与此同时，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谷建芬阿姨写了一封信，向作曲家表达自己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谢意！
　　1983年最后一天，在充满节日气氛的“未来班”成立大会上，面对到会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家长，全班同学自豪地唱起了自己的班歌──
　　…… ……
　　老师同学多友爱，
　　心灵纯洁似大海；
　　勤奋学习身体壮，
　　理想之花校园里开！
　　…… ……
　　孩子们用整个心灵来歌唱，他们用发自肺腑的歌声表达着对理想与未来的憧憬，也表达着对谷建芬阿姨的新年问候。他们相信：远在千里之外的谷建芬阿姨，也一定听得见这歌声的！

第一次公开课
　　　我的从教之路（七）

　1985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把学生召到学校里，为第二天的公开课《我的老师》作最后的准备。
　　按说，我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了：我在另外一个班已经试讲过一次，讲完后教研组全体老师又帮我进一步雕琢、打磨，现在连每一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都已精确到了“秒”并写进了教案；学生早已在两个星期前就做了充分的预习，充分到差不多每一道课后练习的答案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为了保证课堂气氛的活跃，我事先安排了几个学生重点准备。
　　但为了“万无一失”，我在上课前的一天，仍然把学生叫到学校，进行有“针对性地预习”。我还特意对全班学生说：“明天上课大家不要紧张，大家一定要展示我们学校我们班的风采。老师提问时大家一定要都举手，别怕。反正我要抽谁已经是确定了的。”
　　是啊！从教三年多，我第一次在全市“崭露头角”。我感到荣幸，更感到压力：事关面子和荣誉，决不能“砸锅”！
　　我第二天上课时，我走进教室，面对坐得规规矩矩地学生和后面黑压压的听课者，我稍一定神，便开始导入课文：“同学们，老师是一个普通的字眼，但是，每一个在成长中都离不开老师……”从孔夫子的地位到刚刚度过的第一个“教师节”， 从夸美纽斯“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毛泽东对徐特立的评价……毕竟背过许多遍了，这段开场白我说得非常流畅，最后我自然引入课文： “可见，每一个人在成长中都离不开老师。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魏巍同志是怎么写他的老师的呢？”……
　　一切都按“程序”进行：学生朗读之后是教师范读，然后是字词讲解，段落划分……
该学生提问了。学生们果然很“乖”地举起了手。教室里手臂如林，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然而我很快失望了，因为在林立的手臂中恰恰没有我最盼望的那只“手臂” ――我事先安排提问的课代表，竟然没有举手！而我要他要提的问题实在太关键了：“作者为何要写蔡老师七件事？能不能少写几件？”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就可以“顺势”引导学生讨论。
　　怎么办？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吗？不行，那咋叫“以学生为主体”？
　　突然，我急中生智，对学生们说：“嗬！这么多同学举手啊！可我抽谁呢？”我装出很为难的样子，然后又做出终于下定决心的表情：“这样吧，大家把问题写在纸条上，交上来好不好？”
　　两分钟之后，我一一展开纸条念了起来。念完后我暗中拿起一张白纸，煞有介事地念道：“作者为何要写蔡老师七件事？能不能少写几件呢？”
　　我说：“从些问题提得都很好，说明大家很会动脑筋。特别是这最后一个问题直接涉及课文的写法。大家就先围绕这个问题讨论吧！”
　　终于化险为夷，我为自己的“教学机智”暗暗得意！
　　接下来的课就上得相当顺利了。最后，这堂公开课在学生们《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的歌声中结束了。
　　下来的评课自然听到不少令我喜滋滋飘飘然的好话：“语言干净而富有感染力”，“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真是一次享受”等等。
　　下来后我问那位同学为什么不举手，他说他太紧张了。当时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我没有过多的批评他，但第二学期，我把他的课代表换下来了。
　　两年后学生毕业时，我叫他们给我写一封信，专门写“李老师的缺点和不足”。那位课代表在信中提到了那堂公开课：
　　“那堂公开课，你准备了很久，上完后也得到了很多好的评价。可是李老师，我觉得你上得最好的课是平时的课。平时的课自然，而公开课很做作；平时的课我们很自由，而公开课，我们都不敢乱说；平时的课很真实，而公开课则很假。为什么那堂课我没按你的要求举手？其实并不是紧张，而是我很反感你弄虚作假……”
　　当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以至我没有勇气给他回信。但十几年来，我珍藏着这封信，并一直在用行动回答他，回答我所有的学生。
　　后来我读陶行知，他给我“真教育”的叮咛；读叶圣陶，他给我“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的提醒；读苏霍姆林斯基，他给我“教育，这首先是人学”的忠告。
　　我开始问自己：教师在公开课上――其实，哪里仅仅是公开课？――为了自己教学的“完美”而无视学生的精神自由，让学生成为自己的表演的道具，这样的教育难道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吗？
　　在学生的心灵与社会的“评价”之间，我应该选择什么？
　　后来，我多次在文章中抨击语文教育中教师以“引导”为名而一步步俘虏学生的思想，以“主导”为名充当学生心灵世界的精神专制者，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自己的教育的解剖。

文学社的风采
　　　　　　　　　　　　　　我的从教之路（八）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做着作家梦。当了语文教师，似乎离“作家”越来越远了。于是，我把我的文学梦托付给了教育，延续给我的学生在我的倡导下，我班的“凌云文学社”成立了。
　　文学社刚刚成立，恰逢《语文报》举办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奖”文学创作比赛，同学们热情得“不知天高地厚”，立即决定参加。几天之内，便纷纷写出“小说”、“散文”、“诗歌”。
　　我自然是这些“文学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我皱着眉头读完这些根本不堪、不配、不值得正经八百的编辑一读的“作品”后，婉转含蓄地向社员们泼了点冷水：“你们还是初一的学生，而且文学社刚刚成立，因此，这次比赛不一定能获胜。希望大家把比赛作为一次锻炼，不要灰心……”“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小社员们哪里会想到失败？因而都觉得我的话不好理解，他们把厚厚的一迭“作品”寄出去后，还老盼着某期《语文报》上会出现自己铅印的大名呢？
　　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语文报》社寄来的铅印退稿信：“谢谢支持！欢迎继续赐稿！”
　　少男少女们初战受挫但“凌云”之志却未降低：“我们当然要‘继续赐稿’！”他们乐呵呵地说。
　　我一直喜欢写诗，虽然发表得很少，但我常常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文学社的学生们听。他们觉得李老师“真神奇”。我却对大家说：“其实，一个新颖的比喻或拟人，一个奇特的想象，写下来就是诗嘛！”同学们当然不相信：“这怎么会是诗呢？”
　　我便和他们一起读泰戈尔的诗：“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根。”“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晨光给她戴上了彩霞。”“鸟翼系上了黄金，就再也不能飞翔了。”……
　　于是，社员们开始试着写诗了。
　　“刷啦啦，唰啦啦，雨，是一位画家，在大地上，画起一朵朵小花。”罗晓宇指着刚写的这几句问我；“李老师，这是诗吗？”
　　我鼓励道：“这就是诗！”
　　“人们把大地比作母亲，我把天空比作父亲。天空的性格，有时暴躁，有时温和，和爸爸的脾气一样。”宋映容不好意思地问我：“李老师，这是诗吗？”
　　我赞扬道：“这就是诗！”
　　同学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脑中竟有那么多诗的灵感。渐渐地，诗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彭涛同学还写了一本“诗集”呢！
　　当同学们的诗，第一次变成铅字出现在吉林的《现代中学生》杂志上时，他们兴奋极了：“原来，这的确就是诗啊！”
　　学生们的兴趣越来越浓，一首首小诗、散文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不能全部发表不要紧，自己给自己发表就是了我们自己动手，编印社刊《凌云》。写稿、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册，全是我和学生们自己手工完成。捧着一本本散发着油墨味儿的《凌云》，我和学生们都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杂志！
　　但是，有一段时间，文学社个别同学迷上了社会上出售的不健康小报。
　　怎么办？我召集同学们开会：“既然我们是文学社，不妨去买几份来‘鉴赏’‘鉴赏’！”
　　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即便心领神会。
　　第二天，同学们对着几份小报剖析起来：从《浴盆里的女尸》、《荡妇苦肉计》等“小说”到《外星人劫持女郎》、《会说话的肚皮》等“科普知识”……通过剖析，大家认识到，这些“小说”根本算不上文学作品，而所谓“科普知识”更谈不上半点科学气息，经常读这写小报，既会降低自己的文学欣赏水平，更会腐蚀自己的灵魂。
　　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决不能迷恋这些低级趣味！”“我们应该向这股歪风发起主动的进攻！”
　　于是，文学社的同学们行动起来。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几天之内机会调查了乐山市大街小巷所有的小报摊点，对各种小报的种类、报名、主要标题、出版单位、小报的原价和实卖价一一进行了调查统计。回校后，他们以抵制小报为内容写出了小说、诗歌、童话想全班同学进行宣传。沈建和彭涛两位同学还代表文学社写了一封《致全市少先队员的公开信》发表在《乐山报》上，号召全市少先队员“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向一切不健康小报宣战”！
　　小报衰落后，不健康录象又兴盛起来。文学社同学们又自觉投入了新的战斗：沈建、宋映容、彭涛、黄剑钊等同学就乐山市青少年宫放不健康录象写了批评文章，并寄给乐山市市长和青少年宫负责人。不久，市青少年宫负责人回信了，表示诚恳接受同学们批评，停止放映不健康录象。
　　同学们高兴极了，觉得打了个大胜仗：“真想不到，我们还能纠正大人的错误！”
　　仅仅过了一年，文学社的14名成员中就有10名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过诗文。文学社的创作热情带动了班上其他同学的写作兴趣，参加文学社的同学越来越多。到这个班初中毕业，全班已又三分之二的同学先后在《中学生》、《少年文史报》、《现代中学生》、《中学生读写》、《读写园地》、《乐山报》上发表习作。这些成果印证了文学社社长沈建同学的话：　　“嗨！失败是成功他妈！”

碰撞与困惑
　　　　　　　　　　　　　我的从教之路（九）

　　快半期考试了，我和备课组长一起研究考试命题。在讨论一道题的答案时，我和备课组长发生了争执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这里的“圆规”是借代还是借喻？我认为应该是借喻，因为前面已经说杨二嫂瘦孤伶丁像圆规，这里便只用喻体“圆规”来指代杨二嫂。可是，备课组长却说是借代。争论了很久，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本来，作为年轻教师应该尊重老教师，尤其是自己的指导老师。可是我这个人从来很认真，也很天真，总觉得即使我的答案不对，与老师争论也属于“学术问题”，与“礼貌”无关；当然，如果与我争论的老教师真这样看，这的确也就只是个“学术问题”，然而这位老教师恰恰不这样看，他认为我不够尊重他。
　　而且，不只是这件小事上我没有“尊重”他，在他看来，我在许多问题上都没有尊重他，一贯“我行我素”：比如，语文课我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叫大家仔细观察后回来写作文；又比如，我让学生轮流上讲台当小老师讲课文；再比如，本来按常规要讲两节课的课文我却只用一节课来讲，节省下的课时我给学生读小说……
　　这些在我看来是教学改革的尝试，实话实说，这些“我行我素”如果放到今天，我会被人誉为“大胆的教改探索”；然而在当时我只是个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因此在备课组长看来，简直是“乱弹琴”！
　　近年来，我常常收到许多年轻老师的来信诉说他们在教改探索方面的苦恼：不被理解，如果失败更是备受中伤，若是稍微有点成绩又要被嫉妒……这些老师在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问我：“李老师，您有过我们这种遭遇吗？”
　　每当读到这样的来信，我总是想到当年我的类似经历。由于我和备课组长的争执，他对我越来越怀有成见，觉得我处处抢他的风头；而我则认为“真理在胸旗在手，无私无畏竞自由”，抱定“走自己的路，让人说去”的信念。这样一来，我们的冲突更加剧烈。
　　期末评选先进个人，我被提名并得到许多老师的赞同然后被报了上去，但最后学校表彰名单里并没有我。事后得知，是备课组长去找到校长，说我曾经打过学生，“这样的老师怎么能当先进呢？”他说的也是事实，可那是我刚刚参加工作时犯的错误，早已过去两年了。然而，校长偏偏认可了他的告状，认为对年轻同志应该“严格要求”，于是公布的先进个人名单里自然就没有我了。本来，这不过就是一个学校表彰，但当时的我还是很看重这份荣誉的。因此，那段时间我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说这之前的冲突还是指发生在我和备课组长之间的话，那么第二学期发生的一件事，便使冲突大大升级，我因此而被全校老师“刮目相看“
　　半期考试即将举行，针对学生中愈演愈烈的作弊风，学校决定推出一项考试方式的“改革──跨班、跨年级的“混班交叉”考试，即同一个考室里交叉混合坐着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这种似乎行之有效的改革，一开始就受到我的质疑，我找到校长表明我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的不信任！” 校长开始是循循善诱乃至苦口婆心地对我解释端正考风严肃考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我偏偏像据理力争：“不能因为极少数学生的作弊行为，而失去对绝大多数学生的信任。而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最可宝贵的教育前提！”
　　说到最后，校长见我仍然想不通，便说：“想不通可以慢慢想，但行动上还得服从。”
　　我很认真地说：“不，我无法做我想不通的事。这次考试其他班分不分我管不着，但我班决不分一个学生出去，我也不许其他班的学生到我班来！”
　　“你能保证你班绝对不会有一个学生作弊？”校长有些恼怒了。
　　我自豪地朗声答道：“当然能！请校长去问问科任老师，我班是不是全年级考风最好的班级！”
　　校长也许不知道：我的班早就在平时单元考试时实行无监督考试了！
　　校长咆哮道：“那也不行！是这学校的老师就得服从学校大局！”
　　然而，在我固执的坚持下，那次半期考试我班硬是没有分出去一个学生当其他班的学生一分为二参加“混半交叉考试”时，我班（也是全校唯一的一个班！）全体学生整整齐齐坐在自己的教室里完成考试！
　　也许是我平时工作态度还算端正，也许是我当时的语文教学成绩还算可以，也许是我的班主任工作还算突出；总之，事后校长居然没有追究我的“公然抗命”，我在意外之中不由得对校长的大度油然而生敬意。
　　然而，此事在全校引起的“轰动效应”使我遭来了更多的非议：“这个李镇西就是喜欢出风头！”“他太狂妄了！”“他当他是步鑫生啊（注：步鑫生是80年代中期有名的改革家）！”……甚至我两三年前请谷建芬谱班歌也被有人提了出来，说是我“借名人扬名”！
　　一时间，俨然“国人皆曰可杀”……

第一篇论文的遭遇
　　　　　　　　　　　　　　　　我的从教之路（十）

　　然而，还有挫折等着我呢
　　1984年7月，我带完了我的第一个毕业班，升学成绩还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比我预想的还要好.这让我很受鼓舞。回想过去三年的语文教改探索，虽然磕磕碰碰，但毕竟有了令我欣慰的成绩。我决定好好总结一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笔耕，我写成了一篇9000多字的论文《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这是我从教后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也是我的第一篇教学论文。文章开篇写道
　　目前，在我国中学语文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教改热潮。但是，就大多数教改实验来看，一般是侧重于教学方法的改革。当然，针对过去僵硬的教学方法，这些改革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现在还改得很不够，还应该继续深入下去。然而，仅此还不足以根除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冲破封闭型的教学体系、更新落后的教学内容，因而也就远远适应不了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既是指导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方针，也为中学语文教改指明了方向。因此，现在的语文教改工作者就必须在改革教学方法的同时，着眼于未来，努力开拓语文教改更新更广的天地。要做到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应该在语文教改指导思想上也来一个变革：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
　　接下来，我阐述了提出“语文教育”概念的针对性
　　教育与教学，本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教育，主要指学校按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进行培养的过程。而教学，是指为达到教育目的，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可见，教育统帅着教学，教学体现了教育；教育是教学的根本目的，教学是教育的主要途径。任何单纯的知识传授是没有的，因为任何教学都永远具有教育性。从这个意义看，语文教学当然也应该体现教育思想，况且，多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理论的确一直在强调“文道统一”、“教书育人”，因此，也许有人会认为“语文教育”的提法是多余的，甚至容易引起人们在语文教学理论上概念的混乱。
　　但是，无论是就目前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认识而论，还是从普遍的语文教学实际来看，语文教学本身应包含的道德培养、思想教育、思维训练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语文教学之外，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明确语文教学所固有的教育性，为了进一步深化、充实“文道统一”的内容，并使之体现的范围更广、方法和形式更多样化，为了使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在指导思想上真正把“育人”看成“教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强调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
　　可见，强调“语文教育”仅仅是为了重申、强调语文教学的思想性，而决不是要在理论上否定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也不是要在实际运用中取消语文教学的概念。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加了引号的“语文教学”和“语文教育”的概念，都是特指当前语文教学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教学指导思想。
　　然后，我以自己三年来从教经历，生动地展示了我的教改探索和取得的突出成果。以今天的眼光看，整篇文章还显得比较稚嫩，但文章所展示的语文教改实践是丰富的，富有鲜活的生活气息，特别令我今天感到自豪的，是在这篇近20年前写的文章中，我已经提出“培养学生思维品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用于质疑”“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让语文学习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在社会实践活中学习语文”等观点，并有了一些具体的操作。这当然不是由于我有什么“超前思维”，而是语文教育的实践告诉我：语文，就是应该这样教，这样学！
　　多年后的2000年8月，我应乐山一中邀请回去给老师们作报告，许多老师都说：“现在想起来，你十几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然而，当年我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评价－－
　　文章写好后，正碰上乐山市举行全市教育教学论文大赛。我毫不犹豫地交上了这篇论文，并充满信心地等带着获一等奖的消息。
　　但评比结果:我的论文未能获得一等奖。
　　我的论文当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果实事求是地给我指出来，我肯定会心悦诚服的。问题是，对否定这篇文章的理由无法让我信服：“什么‘语文教育’？简直是生造概念！‘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提法！”看，连支撑我论文的核心概念都被否定了，我还在痴痴地等待“获一等奖”！
　　我当然不服，我找出叶圣陶的著作进行声辩：“你们看，《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这‘语文教育’可不是我杜撰的概念呀！”但没有用！
　　学校开始有人幸灾乐祸了，好像我的论文没有获奖，对他们是一件大喜事。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毫无逻辑地说：“这李镇西狂得很呀，在学校连校长的话都不听，还想获一等奖！”
　　也有人碰见我明知故问：“论文获了几等奖呀！”
　　一瓢冷水浇到我的头上，年轻气盛的我，无论如何难以接受这“打击”。我想不通呀
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然而，没有人能够回答我。